終審法院上月初開庭處理「赴湯杜火」湯偉雄，及 2016 年旺角騷亂案被告盧建民的終審上訴，以釐清普通法下的「共同犯罪計劃原則」，是否適用於非法集結及暴動罪。終院今（4 日）頒下判詞，裁定「共同犯罪原則」不適用於暴動及非法集結案，不在現場參與者，不可視為「主犯」。但終院強調，推動、鼓勵或促進非法集結或暴動的行為，不論被告是否在場，均可按「從犯罪行」懲處與主犯一樣的刑罰。



至於盧建民的上訴，被五位法官一致駁回，須繼續服刑。終院認為，控告盧的公訴書技術上雖有欠妥之處，但呈堂證據，足以證明當晚在旺角砵蘭街發生暴動，而盧建民積極參與其中。因此，陪審團有充分證據裁定盧暴動罪成，未有造成司法不公。

盧建民今早由囚車押送到終院聽取判決；另一上訴人湯偉雄則未有現身。終院首席法官張舉能今早在庭上簡短讀出裁決理由後便散庭，盧建民得知結果後表現平靜。

上訴人湯偉雄回覆《立場》查詢，形容今次裁決的結果符合預期，判詞「其實只係合理，無加多無減少」。他指，明白今次裁決不會影響目前的大環境，但他相信，以永不放棄的心態繼續前行，改變身邊可觸及的壞事，慢慢就可以將香港回復原貌，「所有想要嘅野，都要靠自己努力去爭取，個天唔會免費跌畀你。」(另見報道)



 

「共同犯罪原則」不適用於暴動及非法集結

終審法院五位法官在判詞表示，暴動罪及非法集結罪，均屬「參與性」的罪行，控方須證明，被告曾與其他人一同參與非法集結或暴動，並意識到相關行為，以及具有參與其中的意圖。因此，並非身處非法集結或暴動現場的被告，不可被視為主犯，終院重申，「參與」非法集結或暴動，是罪行中至關重要的元素，不可被普通法「共同犯罪計劃」原則凌駕，否則會與控罪中「參與」元素重疊或造成混淆。

不在場者仍可按「從犯罪行」懲處



但終院強調，推動、鼓勵或促進非法集結或暴動的行為，不論被告是否身處現場，均可按「從犯罪行」( 從旁協助犯罪 ) 和「不完整罪行」( 如協助、教唆或慫使他人犯罪 ) (secondary and inchoate liability offences) ，懲處及被判以與主犯一樣的刑罰。



判詞引用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潘兆初，在上訴聆訊提出的例子，指「幕後主腦」、提供資金物資者或「文宣組」，可被控告煽動、慫使或促致他人參與等罪行；在暴動現場附近搜集磚頭、汽油彈，或做「哨兵」，若證明在場參與，在《公安條例》下可被視為主犯，若不在場，亦可構成教唆或慫使他人犯罪；至於駕車協助他人離開現場，即俗稱的「家庭車」，則於《刑事訴訟程序條例》下，有機會被視為協助罪犯。因此，終院認為，法律上沒有漏同須堵塞。

參與者可因「延伸共同犯罪」原則面對更重刑責

至於單純身處非法集結或暴動現場，終院裁定，並不招致任何刑事法律責任，但若某被告身處現場並透過說話、標記或行動提供鼓勵，則可因「參與」該暴動或非法集結，或協助及教唆他人參與而被定罪。



而如果參與者，協議共同參與該非法集結或暴動之餘，預見實行有關計劃時，他們其中一人或多人可能會干犯更嚴重的罪行，參與者可能會根據延伸形式的「共同犯罪計劃」(extended form of joint enterprise)，就更嚴重的罪行負上法律責任。

終院舉例指，A、Ｂ與Ｃ君參與暴動，期間Ｃ蓄意刺殺某人。若 A 與 B 參與暴動時，能「預見」Ｃ 有可能干犯謀殺或意圖造成身體嚴重傷害而傷人罪，他們均有機會因延伸形式的「共同犯罪計劃」，被判處謀殺罪成。

判詞表示，有關原則不適用於今次案件，但強調上述例子並非不切實際，暴動者參與者可因預見暴動，有可能觸發嚴重損傷，而要付上更嚴重刑責。

要控方證參與者有「共同目的」不切實際

上訴方在審訊時，指控方控告非法集結或暴動罪時，必須證明參與者有「共同目的」，否則會波及無辜。不過終院認為，控方只須證明集結者，與他人一同參與非法集結或暴動，共同做出擾亂公安行為已足夠，毋須證明參與人士之間，有額外的「共同目的」。

判詞舉例指，暴動當中各人或有不同目的，例如襲擊警察、阻礙交通、反對政府政策，要求高官下台等，甚至有人可能收錢被煽動策動暴亂。因此，法官認為，要求控方證明參與者有「共同目的」，是不切實際亦不可行。

盧建民維持原判須繼續服押

至於盧建民的定罪上訴，上訴方曾提出爭議，指出當案中其餘被告均獲判無罪，他單單一人不可能干犯暴動罪。終院認同，控告盧的公訴書，只列出他與案中被告參與暴動，沒列出「其他不知名人士」均有參與，有欠妥之處。但呈堂證據，足以證明當晚在旺角砵蘭街發生暴動，而盧建民積極參與其中，甚至有影片拍到他多次向警方擲物品。因此，終院認為，陪審團有充分證據，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裁定盧暴動罪名成立，未有造成司法不公，一致駁回盧建民上訴，他須要繼續服刑。



案件編號：FACC6、7/2021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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